人民法院报我国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呈现水涨船高态势，然而却忽视了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，许多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，出现调解率和反悔率“双高”的反常现象，给当前司法诚信和社会诚信带来诸多危害。

　　调解即“调而解之”，法官通过居间协调促使当事双方互谅互让，与判决相比，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认可，从而达到案结、事了、人和的综合效果。然而，审务实践中，众多的调解案件虽然“表面看起来很美”，但却存在诸多履行不能或通过强制才得以履行的情况。众所周知，判决案件执行难是困扰法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万博ManBetX，然而，调解案件执行难却令人难以接受，由于调解多数情形下需原告作出适当让步，甚至在执行中还要进行二次“权利让渡”，结果只能是案子结了、事却没了，更谈不上人和，浪费较多的司法和社会成本，这与我们设置调解制度的初衷很不相符，着实令人深思。

　　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，当前法院系统自上而下对于调解工作给予空前重视万博ManBetX，而衡量一个法院，一个法官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如何才能激发法官调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？这就需要在法院系统内部进行审判管理，因为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”，必须靠绩效考评指标的设置和运行来管人、管事、管案。调解率作为绩效考核指标中的一项，作用毋庸置疑，但“成绩单”被个别地方法院走形变样，甚至成为“狼牙棒”，逐渐成为衡量法官能力的一杆标尺。在调解率考评机制强势推动下，近年来法院调解结案数水涨船高，但乐观数据的背后存在诸多“空调”现象，除了一些当事人客观执行不能，主观虚假承诺等原因外，法院和法官在执行调解制度上的思想和行为偏差，即过度追求调解结案，忽视实际执行效果，对于造成上述负面效果无疑作用更大。

　　调解程序本应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权益让渡和利益交换关系，但调解结案同时又会对法官评优评先添分加码，导致现在的调解全过程不可避免夹杂着法官利益考量因素，这种不合理的考评方式及其错误导向，使法官普遍产生盲目倾向调解结案的不良偏好，追求高调解率的法官“能调则调”，“不能调创造条件也要调”，丝毫不考虑结案后的实际履行效果，调解程序竟然变成法官与当事人心理博弈的“名利场”。法官作为调解程序的实际发起者和最终裁判者，掌握更多法律知识和诉讼常识万博ManBetX，知悉更多双方信息，对双方诉求衡量最为准确，无疑是决定调解程序走向的最重要主体，倘若这个关键环节控制不好，便会使调解制度走上不良轨道，最终导致当事人利益受损和司法公信力降低。

　　面对法官跑偏走样的调解心理和行为，如果再将调解与其他结案方式做优劣评判意义不大，甚至产生不良副作用。因此，我们更应从法官执法角度寻找问题根源，通过重新考量调解率考评的合理性，科学设置指标参数正确引导法官的调解行为。当前的调解率是调解结案数和案件总数之间的比，更多体现数量之间的一个简单除法，具有明显片面性，没有从整个结案流程考量调解案件的后续执行效果，法官想当然认为调解阶段只能解决“该给”的问题，不能解决“给得了”的问题，执行程序成了法官掩饰调解质量的“避风港”，为法官恶意调解预留了法外空间。

　　要想解决这一根本问题，必须将执行效果因素吸收进调解率的计算过程，给予调解和执行兼顾的法官以肯定评价，反之，没有执行的调解案件无异于做了“无用功”，则给予较低评价，将其排除在调解率考评参数范围之外。如此，法官无疑自觉充当好三种正面角色，即信息传播者、方案提议者和程序控制者，确保调解模式下双方对抗和风险的减少，对权利义务的处分始终处于一种合作状态，并尽最大限度地勤勉义务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。

　　总之，法官在科学合理考评制度下必然产生诚信调解心理，进而外化为非功利性的司法行为选择，该种选择在诉讼环境中保持一种常态，必将有利于调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。